程志清/文

1994年6月14日，记得那天天气很热，颇有生活规律的父亲程生秀早上7点起床时跌倒在地，急送医院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下午3时许突然间呼吸急促，紧急抢救无效后辞世。那一天，我的父亲程生秀渡过了他77年跌宕起伏的人生长河。

山西朔州位于雁门关以北，在内、外长城之间，系桑干河源头，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边关，北宋杨家将抗辽“大战金沙滩”就发生在此。朔州城一马平川，远处周边有苍劲的山地环绕拱卫，城外乡野遍布浅浅的黄土沟壑，沟壑间的一块平地上有一个叫马营堡的村落。1917年年初，父亲出生在那里。我曾多次于初秋时节回老家寻根、探亲、扫墓，见识了黄土高原，领略了秋高气爽，目睹了青纱帐和“一丈以内绝无旁枝”的白杨树，更体会了在蓝天白云和黄灿灿的杨树映衬下宿眠窑洞的曼妙感觉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和姐姐们领着我们的孩子，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，与先期安葬的母亲合葬，让恩爱的父母一起落叶归根。

父亲幼年正值民国初期新学兴起之时，身为乡绅的祖父受命在村里创办小学，因学生人数不够，5岁的父亲被拉去凑数，不曾想竟然学业最好，在那里顺利完成了启蒙教育，接着又继续读高小。高小毕业后，父亲前往省城求学，就读于太原工业专科学校，学习染织技术。

程生秀，摄于1938年

“九·一八事变”爆发后，太原的抗日救亡风潮日盛， 父亲作为共产党方面推荐的进步学生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。时年19岁的父亲聪明伶俐、朝气蓬勃，深得器重。为培养父亲，还将他送进培养干部的太原军政训练班。之后，父亲作为首批抗日救亡特派员赴晋南，先后在万泉县和临汾县独当一面，承担发动民众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任。

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山西抗日形势骤紧，在万泉县工作的父亲创建起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”，得到上级的赞赏和推广。这支队伍后来与相邻数县的民众自卫武装整编后，成为八路军129师212旅。

小时候，家里有本名为《晋阳秋》的长篇小说，描述一位抗日救亡特派员所经历的太原火热救亡运动，以及作为事实上的共产党代表在县里的工作、生活，与父亲经历的重合度很高。那本仿佛就是写父亲的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，极有热血沸腾和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1937年11月太原沦陷，阎锡山政府流落到陕西秋林，山西大部为日军占领。在临汾县工作的父亲，经“抗大”三分校学习后，因早年在太原的学业专长，被安排进入地方政府工作，于晋绥边区担任晋西北行署建设处工业科科长，至1946年又调任第六专员公署建设科科长，直至随军南下。在晋绥边区工作期间，父亲主要从事根据地建设和后勤保障管理工作。

1950年1月，作为南下解放成都的一野第十八兵团的一员，父亲被任命为接管四川省建设厅的军代表，之后又调往雅安担任接管西康省农林厅的军代表。可以想见，作为新政权代表的正值盛年的父亲，站在那样一个除旧迎新的舞台上，会是多么的意气风发。

1950年9月，父亲获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签署的委任状，就任西康省水利局局长。父亲曾对我讲过，因为他尊重知识分子，麾下聚集了不少水利建设和管理人才，他们一起经常深入基层，西至昌都南至攀枝花，在艰苦条件下兴修水利，防治水患，工作卓有成效。

西康省雅安区水利代表会议全体合影 二排左五为程生秀

1952年7月，父亲奉调人民银行西康省分行，任营业部主任、代理行长。我小时候在土湾新生村居住时，家里有一个薄而结实的大木箱子，母亲说那就是当年银行放现钞用的，搬家时装运行李从雅安带到了重庆。

在西康工作期间，父亲还担任新华社特邀记者，写出了不少好文章，被誉为能干会写的干部，在当时以工农出身为主体的干部队伍中明显出众。

1954年1月，父亲调往重庆，任西南纺织管理局工程公司经理、党总支书记。不知是否因早年学习和工作经历而专业归队的缘故，父亲自此在重庆纺织行业或荣或辱地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，直到1983年离休。

父亲的履历表显示：1956年1月，任西南纺织管理局610厂副厂长兼染场第一主任；1958年，任西南纺织管理局611厂厂长兼党委书记。到我记事时 “文革”已开始，记忆中有在造反派办的学习班探望被关押父亲的场景。我读小学时，父亲是重庆印染厂漂练车间主任，他和工人们相处很好，时有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友来家里小聚，有时居然就着盐水泡姜喝酒，让旁观的我很是惊奇。“文革”后期，父亲在重庆市纺织工业公司任“知青办”主任。1977年形势好转，在不少老领导、老战友的过问和关照下，父亲被安排到重庆市纺织科学研究所任所长，继而于1979年，在新成立的重庆市纺织工业局任副局长，恢复行政11级干部待遇，并因“七·七事变”以前参加革命工作而获“老红军”殊荣。

程志清全家福（1966年）

作者程志清（前排中），母亲郝敏（2排左1）、父亲程生秀（2排右1），三姐程晓渝（3排左1），大姐程志敏（中），二姐程晓梅（3排右1）

父亲善思有眼界，作风干练能力强，但因性格直爽，言而无慎，不会唯上，客观上也有运气因素，致使仕途曲折。从五十年代“反右倾”到六、七十年代“文革”，父亲在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。从“不惑之年”开始，在人生最可能发出璀璨光辉的二十年，父亲很多时间里都处于无助的彷徨和苦闷中。记得好些个冬日深夜，失眠的父亲坐在书桌前一边看书或写作，一边细嘬白酒，发现幼小的我醒来，总会拥我入怀，用披着的羊皮军大衣裹住，喂我吃充作下酒菜的花生米或鸡脯肉。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亏得有温柔贤淑，勤劳持家的母亲，当然也得益于父亲的坚韧，方才支撑着我们家庭这艘风雨飘摇的小船，使它不至于颠覆。

那期间，我于1963年12月出生，此事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满足。之前，妈妈共生育了四个姐姐，直到父亲近47岁时才有了我这个儿子。北方人对子嗣非常重视，老来得子，父母的心情和家庭的气氛可想而知。正好在“四清”运动的组织审查中，在薄老等人证明下，父亲获得了一个向好的个人历史结论，于是给我的名字用了“清”字。父亲解释是取自“圣人出，黄河清”。

我还记得工人村、新生村的邻居，那些有正义感的干部和质朴的工人，他们给了父亲和我们家深切的关心、温暖与保护，使人至今忆起仍饱含感激。1975年年末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袭来，重棉四厂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来重庆揪斗父亲，幸得邓正刚、纪新建、罗华等邻居大哥挺身相救，才避免了我家的塌天之灾。在那无法无天的时期，父亲要是被暴徒们揪回合川，后果真的难测。我的记忆里有我们称之为“邓妈”的邓正刚妈妈，有同住一个巷子的罗文章叔叔一家，应该还有其他不少人，他们给了逆境中的我家莫大的帮助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刚离休时留影

记忆中父亲很有些音乐天赋。自我记事家里就有一支精致的竹制洞箫，是父亲托人专门从老家带来的，父亲吹起来曲调流畅，低沉圆润，如泣如诉。那时已经懂事了的二姐说，听着箫声，想着父亲的委屈压抑，让人想哭。父亲还教我们“走西口”，给我们唱“五哥放羊”，我至今仍对陕北民歌情有独钟，可能就是源自于此。

父亲离休后，寻访故地，探望老友，撰写回忆。1987年夏天，应他曾工作过的山西运城地区及万泉（今万荣）县盛邀，我随父亲前往，受到地、县两级领导和“党史办”的热情接待。开会座谈，故地揽胜，尽心招待，最后专车北行数百公里送到省城。在太原，享受省委“山西籍老干部免费食宿”政策优待，省纺织厅也派出一位副厅长全程陪同。那次旅行所得到的尊荣，让我在感动之余加深了对父亲的认识。

父亲离休后，痴迷于书法艺术，坚持每日练习，直到去世前一天。

在波儿、雪雪、铀铀、雷雷等孙辈眼里，父亲是慈爱的爷爷，成长中的孩子们也给父亲带来了莫大的欢乐与慰藉，让他晚年无憾。

离休后在成都与老战友许琦之（右，曾任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）合影

今年是父亲102岁诞辰，也是他辞世25周年的忌辰，应热心邻居魏强大哥的邀约，连夜拟就了这篇短文。堆砌文字的过程中，想着静卧于北方黄土之下的父母，常使我思绪翻腾，感情随着父亲的人生轨迹起伏不定。

掩卷沉思，不知可否用“晋阳秋，雨都春，山城雪”，来概括父亲的人生长河？

来源：综合《南下四川》公众号 、《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》信息